都下次门人赵元默见寄韵

那些传留下来的经典被当作糟粕的传闻纷纷杂杂，回忆起醉倒在山中已经过了好几个春天。料想往年的情味十分美好，夕阳映照下的江口，有刚刚切好的红色鱼鳞（指鲜美的鱼肉）。

传留下来的经典著作。如《后汉书·儒林传序》：‘及光武中兴，爱好经术，未及下车，而先访儒雅，采求阙文，补缀漏逸。先是，四方学士多怀挟图书，遁逃林薮。自是莫不抱负坟策，云会京师，范升、陈元、郑兴、杜林、卫宏、刘昆、桓荣之徒，继踵而集。于是立五经博士，各以家法教授，《易》有施、孟、梁丘、京氏，《尚书》欧阳、大小夏侯，《诗》齐、鲁、韩，《礼》大小戴，《春秋》严、颜，凡十四博士，太常差次总领焉。建武五年，乃修起太学，稽式古典，笾豆干戚之容，备之于列，服方领习矩步者，委它乎其中。中元元年，初建三雍。明帝即位，亲行其礼。天子始冠通天，衣日月，备法驾，盛清道，坐明堂而朝群后，登灵台以望云物，袒割辟雍之上，尊养三老五更。飨射礼毕，帝正坐自讲，诸儒执经问难于前，冠带缙绅之人，圜桥门而观听者盖亿万计。其后复为功臣子孙、四姓末属别立校舍，搜选高能以受其业，自期门羽林之士，悉令通《孝经》章句，匈奴亦遣子入学。济济乎，洋洋乎，盛于永平矣！ 然而章句渐疏，而多以浮华相尚，儒者之风盖衰矣。党人既诛，其高名善士多坐流徙，后遂至忿争，更相言告，亦有私行金货，定兰台漆书经字，以合其私文者。熹平四年，灵帝乃诏诸儒正定五经，刊于石碑，为古文、篆、隶三体书法以相参检，树之学门，使天下咸取则焉。初，光武迁还洛阳，其经牒秘书载之二千余两，自此以后，参倍于前。及董卓移都之际，吏民扰乱，自辟雍、东观、兰台、石室、宣明、鸿都诸藏典策文章，竞共剖散，其缣帛图书，大则连为帷盖，小则制为縢囊。及王允所收而西者，裁七十余乘，道路艰远，复弃其半矣。后长安之乱，一时焚荡，莫不泯尽焉。东京学者亦各名家，而守文之徒，滞固所禀，异端纷纭，互相诡激，遂令经有数家，家有数说，章句多者或乃百余万言，学徒劳而少功，后生疑而莫正。郑玄括囊大典，网罗众家，删裁繁诬，刊改漏失，自是学者略知所归。王肃好贾、马之学，而不好郑玄，采会同异，为《尚书》、《诗》、《论语》、《三礼》、《左氏》解，及撰定父朗所作《易传》，皆列于学官。其所论驳朝廷典制、郊祀、宗庙、丧纪、轻重，凡百余篇。时乐安孙炎，受学于郑玄，人称东州大儒。征为秘书监，不就。肃集《圣证论》以讥短玄，炎亦驳肃，互相是非。而马融之徒，亦各为一家之言。魏正始中，立三老五更，虽以尊养，而实无所用，时人谓之虚设。晋初承魏制，置博士十九人。及江左草创，五礼旷坠。元帝即位，始诏有司立学，而未遑制作。时太常贺循上言：‘江左以来，郊祀往往阙略，宗庙之礼亦多乖舛。博士虽立，不备员数，或经学肤浅，或年齿幼弱，其事不中，难以示后。宜详择其人，使行其礼。’于是选太常贺循为博士，而诸儒未之从也。其后以博士草创未就，更令中书侍郎车胤、中书舍人虞喜、太子中庶子谢沈、散骑常侍干宝等，各就所习，撰定《仪礼》、《礼记》、《周官》、《诗》、《尚书》、《春秋》、《左传》、《论语》、《孝经》等书，凡一百五十卷，名曰《晋礼》。宋文帝元嘉中，立儒学，置博士、助教、生员，其课试之法，与汉略同。自晋以来，凡国学所立，皆以儒学为本，虽时有增损，然其大义未之有改也。齐高帝建元元年，诏立国学，置博士、助教各二人，生员百五十人。其课程，《礼》、《乐》、《诗》、《尚书》、《春秋》、《论语》、《孝经》。高帝虽笃好文学，而国学未立，其诸生亦多不至。武帝永明三年，诏立学官，以中书令王俭领国子祭酒，诏俭撰定《礼》、《乐》、《诗》、《尚书》、《春秋》、《论语》、《孝经》等书，凡一百一十卷，名曰《齐礼》。其诸生亦有至者，然其规模气象，不及宋矣。梁武帝天监四年，诏立国学，置博士、助教各四人，生员二百人。其课程，《礼》、《乐》、《诗》、《尚书》、《春秋》、《论语》、《孝经》。武帝笃信佛教，国学虽立，而诸生亦多不至。陈文帝天嘉元年，诏立国学，置博士、助教各一人，生员七十人。其课程，《礼》、《乐》、《诗》、《尚书》、《春秋》、《论语》、《孝经》。后魏道武帝初定中原，虽日不暇给，然颇好经术，及明元帝、太武帝，皆好儒学，立太学，置博士、助教各若干人，生员数百人。献文帝天安元年，诏立乡学，郡县各置博士、助教、生员。孝文帝太和中，诏立国学，置博士、助教各若干人，生员数千人。其后以博士不称职，多所改易。宣武帝正始中，诏立国学，置博士、助教各若干人，生员数百人。其后又有增损。北齐文宣帝天保元年，诏立国学，置博士、助教各若干人，生员二百人。其课程，《礼》、《乐》、《诗》、《尚书》、《春秋》、《论语》、《孝经》。后周太祖初定关中，颇好儒学，立太学，置博士、助教各若干人，生员数百人。武帝保定三年，诏立乡学，郡县各置博士、〈、助教、生员。宣帝大象元年，诏立国学，置博士、助教各若干人，生员数百人。隋文帝开皇九年，平陈之后，诏立国学，置博士、助教各若干人，生员数百人。其课程，《礼》、《乐》、《诗》、《尚书》、《春秋》、《论语》、《孝经》。炀帝大业元年，诏立国学，置博士、助教各若干人，生员数百人。唐高祖武德元年，诏立国学，置博士、助教各若干人，生员数百人。其课程，《礼》、《乐》、《诗》、《尚书》、《春秋》、《论语》、《孝经》。太宗贞观元年，诏立国学，置博士、助教各若干人，生员数百人。其课程，《礼》、《乐》、《诗》、《尚书》、《春秋》、《论语》、《孝经》。高宗永徽元年，诏立国学，置博士、助教各若干人，生员数百人。其课程，《礼》、《乐》、《诗》、《尚书》、《春秋》、《论语》、《孝经》。武后光宅元年，诏立国学，置博士、助教各若干人，生员数百人。其课程，《礼》、《乐》、《诗》、《尚书》、《春秋》、《论语》、《孝经》。玄宗开元元年，诏立国学，置博士、助教各若干人，生员数百人。其课程，《礼》、《乐》、《诗》、《尚书》、《春秋》、《论语》、《孝经》。自唐以来，凡国学所立，皆以儒学为本，虽时有增损，然其大义未之有改也。；酒滓、豆渣等粗劣食物，比喻废弃无用的事物。如《庄子·天道》：‘君之所读者，古人之糟粕已夫！’；细切的肉。《说文》：‘脍，细切肉也。’在诗中形容将鱼肉切成薄片，可指制作鲜美的鱼肉菜肴。

从文学手法上看，首句‘遗经糟粕浪相闻’使用了反语，将遗经被视为糟粕这一现象提出，引人深思。次句‘忆醉山在几度春’由虚转实，从议论到回忆，过渡自然。情感表达上，既有对往昔美好时光的怀念，怀念那醉卧山中的日子，又隐隐透露出对当下一些现象（遗经被误解为糟粕）的不满。在意境营造方面，‘夕阳江口脍红鳞’描绘出一幅极富生活气息的画面，夕阳下的江口，红色的鲜鱼被做成菜肴，充满了闲适惬意之感。主题思想上，既有对往昔美好记忆的珍视，也有对文化传承中不良现象的一种批判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