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史公自序

未知朝代 · 司马迁 · 五言

原文
昔在颛顼,命南正重以司天,北正黎以司地
唐虞之际,绍重黎之后,使复典之,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
其在周,程伯休甫其后也
当周宣王时,失其守而为司马氏
司马氏世典周史
惠襄之间,司马氏去周适晋
晋中军随会奔秦,而司马氏入少梁
自司马氏去周适晋,分散,或在卫,或在赵,或在秦
其在卫者,相中山
在赵者,以传剑论显,蒯聩其后也
在秦者名错,与张仪争论,于是惠王使错将伐蜀,遂拔,因而守之
错孙靳,事武安君白起
而少梁更名曰夏阳
靳与武安君坑赵长平军,还而与之俱赐死杜邮,葬于华池
靳孙昌,昌为秦主铁官,当始皇之时
蒯聩玄孙昂为武信君将而徇朝歌
诸侯之相王,王卬于殷
汉之伐楚,卬归汉,以其地为河内郡
昌生无泽,无泽为汉巿长
无泽生喜,喜为五大夫,卒,皆葬高门
喜生谈,谈为太史公
太史公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
太史公仕于建元、元封之间,愍学者之不达其意而师悖,乃论六家之要指曰:
易大传:“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涂
”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
尝窃观阴阳之术,大祥而众忌讳,使人拘而多所畏
然其序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
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是以其事难尽从
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不可易也
墨者俭而难遵,是以其事不可遍循
然其彊本节用,不可废也
法家严而少恩
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
名家使人俭而善失真
然其正名实,不可不察也
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
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
儒者则不然
以为人主天下之仪表也,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随
如此则主劳而臣逸
至于大道之要,去健羡绌聪明,释此而任术
夫神大用则竭,形大劳则敝
形神骚动,欲与天地长久,非所闻也
夫阴阳四时、八位、十二度、二十四节各有教令,顺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则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
夫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经也,弗顺则无以为天下纲纪,故曰“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
夫儒者以六艺为法
六艺经传以千万数,累世不能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故曰“博而寡要,劳而少功”
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礼,序夫妇长幼之别,虽百家弗能易也
墨者亦尚尧舜道,言其德行曰:“堂高三尺,土阶三等,茅茨不翦,采椽不刮
食土簋,啜土刑,粝粱之食,藜藿之羹
夏日葛衣,冬日鹿裘
”其送死,桐棺三寸,举音不尽其哀
教丧礼,必以此为万民之率
使天下法若此,则尊卑无别也
夫世异时移,事业不必同,故曰“俭而难遵”
要曰彊本节用,则人给家足之道也
此墨子之所长,虽百家弗能废也
法家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则亲亲尊尊之恩绝矣
可以行一时之计,而不可长用也,故曰“严而少恩”
若尊主卑臣,明分职不得相逾越,虽百家弗能改也
名家苛察缴绕,使人不得反其意,专决于名而失人情,故曰“使人俭而善失真”
若夫控名责实,参伍不失,此不可不察也
道家无为,又曰无不为,其实易行,其辞难知
其术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
无成势,无常形,故能究万物之情
不为物先,不为物后,故能为万物主
有法无法,因时为业
有度无度,因物与合
故曰“圣人不朽,时变是守
虚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纲”也
群臣并至,使各自明也
其实中其声者谓之端,实不中其声者谓之窾
窾言不听,奸乃不生,贤不肖自分,白黑乃形
在所欲用耳,何事不成
乃合大道,混混冥冥
光耀天下,复反无名
凡人所生者神也,所托者形也
神大用则竭,形大劳则敝,形神离则死
死者不可复生,离者不可复反,故圣人重之
由是观之,神者生之本也,形者生之具也
不先定其神形,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
太史公既掌天官,不治民
有子曰迁
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
年十岁则诵古文
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闚九疑,浮于沅、湘
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
戹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
于是迁仕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还报命
是岁天子始建汉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滞周南,不得与从事,故发愤且卒
而子迁适使反,见父于河洛之间
太史公执迁手而泣曰:“余先周室之太史也
自上世尝显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
后世中衰,绝于予乎
汝复为太史,则续吾祖矣
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是命也夫,命也夫
余死,汝必为太史
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
且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
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
夫天下称诵周公,言其能论歌文武之德,宣周邵之风,达太王王季之思虑,爰及公刘,以尊后稷也
幽厉之后,王道缺,礼乐衰,孔子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
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
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
”迁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
卒三岁而迁为太史令,䌷史记石室金匮之书
五年而当太初元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天历始改,建于明堂,诸神受纪
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
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
’”意在斯乎
意在斯乎
小子何敢让焉
上大夫壶遂曰:“昔孔子何为而作《春秋》哉”
太史公曰:“余闻董生曰:‘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雍之
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
’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
’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弊起废,王道之大者也
《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
《礼》经纪人伦,故长于行
《书》记先王之事,故长于政
《诗》记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故长于风
《乐》乐所以立,故长于和
《春秋》辨是非,故长于治人
是故《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
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
《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
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
《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
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
故《易》曰‘失之毫厘,差之千里
’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渐久矣’
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弗见,后有贼而不知
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
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
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死罪之名
其实皆以为善,为之不知其义,被之空言而不敢辞
夫不通礼义之旨,至于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
夫君不君则犯,臣不臣则诛,父不父则无道,子不子则不孝
此四行者,天下之大过也
以天下之大过予之,则受而弗敢辞
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
夫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
法之所为用者易见,而礼之所为禁者难知
壶遂曰:“孔子之时,上无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断礼义,当一王之法
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职,万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论,欲以何明
太史公曰:“唯唯,否否,不然
余闻之先人曰:‘伏羲至纯厚,作《易》八卦
尧舜之盛,《尚书》载之,礼乐作焉
汤武之隆,诗人歌之
《春秋》采善贬恶,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独刺讥而已也
’汉兴以来,至明天子,获符瑞,建封禅,改正朔,易服色,受命于穆清,泽流罔极,海外殊俗,重译款塞,请来献见者不可胜道
臣下百官力诵圣德,犹不能宣尽其意
且士贤能而不用,有国者之耻
主上明圣而德不布闻,有司之过也
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
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而君比之于《春秋》,谬矣
于是论次其文
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祸,幽于缧绁
乃喟然而叹曰:“是余之罪也夫
是余之罪也夫
身毁不用矣
”退而深惟曰:“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
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
孔子厄陈、蔡,作《春秋》
屈原放逐,著《离骚》
左丘失明,厥有《国语》
孙子膑脚,而论兵法
不韦迁蜀,世传《吕览》
韩非囚秦,《说难》、《孤愤》
《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
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
”于是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自黄帝始
维我汉继五帝末流,接三代业
周道废,秦拨去古文,焚灭诗书,故明堂石室金匮玉版图籍散乱
于是汉兴,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为章程,叔孙通定礼仪,则文学彬彬稍进,诗书往往间出矣
自曹参荐盖公言黄老,而贾生、晁错明申、商,公孙弘以儒显,百年之间,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
太史公仍父子相续纂其职
曰:“于戏
余维先人尝掌斯事,显于唐虞,至于周,复典之,故司马氏世主天官
至于余乎,钦念哉
钦念哉
”罔罗天下放失旧闻,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论考之行事,略推三代,录秦汉,上记轩辕,下至于兹,著十二本纪,既科条之矣
并时异世,年差不明,作十表
礼乐损益,律历改易,兵权山川鬼神,天人之际,承敝通变,作八书
二十八宿环北辰,三十辐共一毂,运行无穷,辅拂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
扶义俶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作七十列传
凡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为太史公书
序略,以拾遗补艺,成一家之言,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俟后世圣人君子
第七十
太史公曰:余述历黄帝以来至太初而讫,百三十篇
译文 / 白话释义

从前颛顼帝时,任命南正重掌管天文,北正黎掌管地理。唐尧、虞舜之际,又让重、黎的后代继续掌管这件事,一直到夏、商时期,所以,重黎氏世代掌管天文地理。周朝时候,程伯休甫是他们的后代。到周宣王时,程伯休甫失去了掌管天文地理的职守,而做了司马氏。司马氏世代掌管周朝的历史。周惠王、襄王的时候,司马氏离开周朝到了晋国。晋国的中军元帅随会逃奔秦国,司马氏也迁居到少梁。 自从司马氏离开周朝到晋国后,族人分散各地,有的在卫国,有的在赵国,有的在秦国。在卫国的,做了中山国的相。在赵国的,以传授剑术理论而显扬于世,蒯聩就是他们的后代。在秦国的名叫司马错,曾与张仪发生争论,秦惠王派司马错率军攻打蜀国,攻取后,就驻守在那里。司马错的孙子司马靳,侍奉武安君白起。后来少梁改名为夏阳。司马靳和武安君白起在长平之战中坑杀赵国军队,回来后,两人一同被赐死在杜邮,埋葬在华池。司马靳的孙子司马昌,做了秦国的主铁官,在秦始皇的时候。蒯聩的玄孙司马昂,做了武信君的将领并率兵巡行朝歌。诸侯互相称王时,司马昂在殷地称王。汉王刘邦攻打楚国时,司马昂归降了汉王,汉王把司马昂的封地设为河内郡。司马昌生司马无泽,司马无泽做了汉朝的市长。司马无泽生司马喜,司马喜是五大夫,死后,都埋葬在高门。司马喜生司马谈,司马谈做了太史公。 太史公向唐都学习天文,向杨何学习《易经》,向黄子学习道家理论。太史公在建元、元封年间任职,他怜悯学者们不能通晓各学派的要义而所学悖谬,于是论述六家的要旨说: 《易大传》说:“天下的道理是一致的,但人们的思考方式却有百种;最终的目标是相同的,但所走的道路却各不相同。”阴阳家、儒家、墨家、名家、法家、道家,这些都是致力于治理天下的学派,只是他们所遵循的学说不同,有考虑周到和不周到的区别。我曾私下研究过阴阳家的学说,它崇尚祥瑞而忌讳众多,使人受到束缚且多所畏惧;然而它按四季运行的顺序排列时令,是不可丢弃的。儒家学说广博但缺少要领,费力却功效不大,因此儒家的主张难以完全遵从;然而它规定君臣父子之间的礼仪,区分夫妇长幼的差别,是不可改变的。墨家节俭却难以遵循,因此墨家的主张不能全部采用;然而它强调加强本业、节约用度,是不可废弃的。法家主张严厉而缺少恩惠;然而它确定君臣上下的名分,是不可更改的。名家使人受约束而容易失去真实性;然而它考察名与实的关系,是不可不认真察考的。道家使人精神专一,行动合乎无形之道,使万物得到充足的供养。道家的学说,依据阴阳家所遵循的自然规律,采纳儒家和墨家的长处,撮取名家和法家的要点,随着时势的发展而发展,顺应事物的变化而变化,树立良好的风俗,应用于人事,没有不合适的,意旨简约而容易掌握,做事少而功效多。儒家则不是这样。儒家认为人君是天下人的表率,君主倡导而臣子应和,君主先行而臣子跟随。这样一来,君主劳累而臣子安逸。至于大道的要旨,是舍弃刚强与贪欲,除去聪明巧智,放弃这些而用智术治国。精神过度使用就会衰竭,身体过度劳累就会疲惫。身体和精神都不安定,却想要与天地长久,这是从未听说过的。 阴阳家认为,春夏秋冬、八个方位、十二个度数、二十四节气都有各自的规定和禁令,顺应它的就昌盛,违背它的不是死就是亡,这未必是正确的,所以说“使人受到束缚且多所畏惧”。春生夏长,秋收冬藏,这是天道的重要规律,如果不顺应就无法作为天下的纲纪,所以说“按四季运行的顺序排列时令,是不可丢弃的”。 儒家以六经为法则。六经的经传文章数以千万计,几代人都不能通晓其学问,一辈子也不能探究其礼仪,所以说“广博但缺少要领,费力却功效不大”。至于规定君臣父子之间的礼仪,区分夫妇长幼的差别,即使是百家也不能更改。 墨家也崇尚尧舜之道,谈论他们的品德行为说:“殿堂只有三尺高,堂前的台阶只有三级,茅草屋顶不修剪,柞木椽子不砍削。吃的是土簋里装的粗饭,喝的是土钵里装的菜汤,吃的是粗米,喝的是野菜汤。夏天穿葛布衣,冬天穿鹿皮裘。”他们送死时,只用三寸厚的桐木棺材,送葬时也不尽其悲哀之情。他们用这种丧礼作为万民的表率。如果天下都像这样,那么尊卑就没有区别了。社会在变化,时代在发展,事业也不一定相同,所以说“节俭却难以遵循”。但要说加强本业、节约用度,那是使百姓富足的办法。这是墨子的长处,即使是百家也不能废弃。 法家不区分亲疏,不区分贵贱,一律依据法律来决断,这样一来,亲近亲属、尊重长辈的恩情就断绝了。这种主张可以在一时实行,但不能长久采用,所以说“严厉而缺少恩惠”。但要说使君主尊贵、臣子卑下,明确上下的名分,不能相互逾越,即使是百家也不能更改。 名家过分细密琐碎,使人受约束而不能返回原意,专注于概念而失去人情,所以说“使人受约束而容易失去真实性”。但要说考察名与实的关系,相互参照而不失误,这是不可不认真察考的。 道家主张无为,又说无不为,其实质容易实行,其言辞难以理解。道家的学说以虚无为本,以顺应自然为用。没有固定的形势,没有固定的形态,所以能探究万物的情状。不先于万物而行动,也不落后于万物,所以能成为万物的主宰。有法而不刻意依法行事,有度而不刻意遵循度,根据事物的实际情况来决定。所以说“圣人不会僵化,会随着时势的变化而变化。虚无是道的永恒规律,顺应自然是国君的纲领”。群臣都能各尽其能,使自己的才能得以展现。那些名实相符的被称为端正,名实不符的被称为空洞。不听空洞的言论,奸邪就不会产生,贤能和不贤能的人自然就会区分出来,是非黑白也就清楚了。在于如何运用罢了,什么事情办不成呢?这样就能符合大道,混沌而又深沉。光辉照耀天下,又返回到无名的境界。凡是人,生命是由精神产生的,身体是生命的寄托。精神过度使用就会衰竭,身体过度劳累就会疲惫,身体和精神分离人就会死亡。死了的人不能再复活,分离的人不能再复合,所以圣人重视这些。由此看来,精神是生命的根本,身体是生命的器具。不先确定精神和身体,却说“我有办法治理天下”,这是从何谈起呢? 太史公掌管天文,不管理民事。他有个儿子叫司马迁。 司马迁出生在龙门,在黄河以北、龙门山以南的地方耕种畜牧。十岁时就诵读古文。二十岁时向南游历长江、淮河一带,登上会稽山,探寻禹穴,窥察九疑山,在沅水、湘水中泛舟;向北渡过汶水、泗水,在齐、鲁的都市里讲学,考察孔子的遗风,在邹县、峄山参加乡射之礼;在鄱县、薛县、彭城一带遭受困厄,经过梁地、楚地后回到家乡。于是司马迁做了郎中,奉命出使西征巴、蜀以南,向南巡视邛、笮、昆明等地,回来后向朝廷复命。 这一年,天子开始举行汉朝的封禅典礼,而太史公滞留在周南,不能参与其事,因此心中愤懑,将要死去。他的儿子司马迁恰好出使归来,在黄河、洛水之间拜见了父亲。太史公握着司马迁的手哭泣着说:“我是周朝的太史。从上古时代就曾显扬功名于虞舜、夏禹时期,掌管天文之事。后代中衰微,到我这里将要断绝了吗?你如果再做太史,就继承我们祖先的事业吧。如今天子继承了千年以来的大统,在泰山举行封禅典礼,而我却不能随行,这是命运啊,命运啊!我死之后,你一定要做太史;做了太史,不要忘记我想要撰写的著述啊。况且孝道从侍奉双亲开始,中间是侍奉君主,最终是立身扬名。在后世扬名,来显耀父母,这是孝道中最大的。天下人称赞周公,说他能够论述歌颂文王、武王的功德,宣扬周成王、周公旦的风尚,表达太王、王季的思虑,推及公刘,来尊崇后稷。周幽王、周厉王以后,王道衰败,礼乐衰废,孔子修复旧有的典籍,振兴被废弃的礼乐,论述《诗》《书》,撰写《春秋》,学者们到现在还以他为准则。从鲁哀公获麟到现在四百多年了,诸侯相互兼并,史书被丢弃失散。如今汉朝兴起,天下统一,明主贤君、忠臣义士,我作为太史却不能加以论载,废弃了天下的史文,我十分担忧啊,你可要记住啊!”司马迁低着头流着泪说:“儿子虽然不聪明,请让我详细论述先人所整理的旧闻,不敢有所缺漏。” 太史公死后三年,司马迁做了太史令,整理石室金匮收藏的书籍。五年后,正当太初元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历法开始改变,在明堂举行了改历的仪式,诸神都受到了祭祀。 太史公说:“先人曾说:‘从周公去世五百年后有孔子。孔子去世后到现在五百年,有能继承清明盛世,订正《易传》,继承《春秋》,以《诗》《书》《礼》《乐》为本的人吗?’这话的意思就在这里吧!就在这里吧!我怎么敢推辞呢!” 上大夫壶遂说:“从前孔子为什么要作《春秋》呢?”太史公说:“我听董生说:‘周朝的王道衰败废弛,孔子担任鲁国的司寇,诸侯嫉妒他,大夫阻挠他。孔子知道自己的言论不被采用,主张不能施行,于是评论二百四十二年的历史,以此作为天下的准则,贬斥天子,斥责诸侯,声讨大夫,来达成王道罢了。’孔子说:‘我想把自己的主张用空洞的言论记载下来,不如通过具体的历史事件来表现得深刻、明显。’《春秋》,对上阐明三王的治国之道,对下辨别人事的准则,分辨嫌疑,判明是非,确定犹豫不决的事情,褒善贬恶,推崇贤人,鄙视不肖之人,保存已灭亡国家的史迹,延续已断绝的世系,补救弊端,振兴衰废,这是王道的重要内容。《易》阐述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所以擅长于变化;《礼》规范人伦关系,所以擅长于行为规范;《书》记载先王的事迹,所以擅长于政事;《诗》记载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所以擅长于风俗;《乐》是使人快乐的,所以擅长于和谐;《春秋》辨明是非,所以擅长于治理人民。因此,《礼》用来节制人的行为,《乐》用来发扬和谐的精神,《书》用来指导政事,《诗》用来表达心意,《易》用来阐明变化,《春秋》用来阐明道义。把乱世扭转到正道上来,没有比《春秋》更合适的了。《春秋》的文字几万,它的意旨几千条。万物的分散聚合都在《春秋》之中。《春秋》中,记载弑君的有三十六起,亡国的有五十二个,诸侯逃亡失去国家政权的数不胜数。考察它们的原因,都是因为失去了根本啊。所以《易》上说‘失之毫厘,差之千里’。所以说‘臣子杀死君主,儿子杀死父亲,不是一朝一夕的缘故,而是逐渐发展形成的’。因此,做国君的不能不知道《春秋》,否则,面前有进谗言的人却看不见,后面有奸贼却不知道。做臣子的不能不知道《春秋》,否则,处理常规的事情却不知道恰当的方法,遇到意外的事情却不知道变通的办法。做国君、父亲的如果不通晓《春秋》的要义,一定会蒙受首恶的名声。做臣子、儿子的如果不通晓《春秋》的要义,一定会陷入篡位弑父的诛杀,背上死罪的名声。其实他们都以为自己在做善事,却因为不了解《春秋》的要义,被人加上空洞的罪名却不敢推卸。如果不通晓礼义的要旨,就会出现国君不像国君,臣子不像臣子,父亲不像父亲,儿子不像儿子的情况。国君不像国君,就会被侵犯;臣子不像臣子,就会被诛杀;父亲不像父亲,就是无道;儿子不像儿子,就是不孝。这四种行为,是天下最大的过错。把天下最大的过错加在他们身上,他们也只能接受而不敢推卸。所以《春秋》,是礼义的根本。礼是在坏事发生之前加以防范,法是在坏事发生之后加以惩处;法的作用容易被人看到,而礼的防范作用却难以被人了解。” 壶遂说:“孔子的时代,上没有圣明的君主,下不被任用,所以创作《春秋》,留下空洞的文辞来判断礼义,作为一代圣王的法则。如今您上遇圣明的天子,下能尽职守,万事都已具备,都各自按适当的顺序进行,您所论述的,想要阐明什么呢?” 太史公说:“嗯,嗯,不是这样的。我听先人说:‘伏羲极其纯真厚道,创作了《易》的八卦。唐尧、虞舜的盛世,《尚书》记载了下来,礼乐也制作了出来。商汤、周武王的兴隆,诗人加以歌颂。《春秋》褒扬善良,贬斥邪恶,推崇夏、商、周三代的德政,赞扬周王室,不只是讽刺讥评而已。’汉朝兴起以来,到了当今的天子,获得了吉祥的征兆,举行了封禅典礼,修改了历法,更换了服色,承受天命,恩泽无边,海外不同风俗的国家,通过重重翻译来入朝进献,请求拜见的人多得数不清。臣子百官极力称颂天子的圣德,还是不能完全表达出他们的心意。况且贤能的士人不被任用,是国君的耻辱;圣明的君主的德行不能广泛传扬,是官吏的过错。况且我曾担任太史令这个官职,如果废弃天子的圣明盛德而不加以记载,埋没功臣、世家、贤大夫的功业而不加以记述,违背先父的遗言,那罪过就太大了。我所说的记述过去的事情,整理那些世代相传的史料,并不是所谓的创作,而您把它比作《春秋》,是错误的。” 于是整理编写这些文章。七年之后,太史公遭受李陵之祸,被囚禁在监狱里。于是他感慨地叹息说:“这是我的罪过啊!这是我的罪过啊!我的身体已经残废,没有用了!”退一步深思说:“《诗》《书》含义隐晦,是作者想要表达自己的思想。从前西伯被拘禁在羑里,推演了《周易》;孔子在陈国、蔡国受到困厄,写作了《春秋》;屈原被放逐,创作了《离骚》;左丘明双目失明,撰写了《国语》;孙子被砍去双脚,论述了兵法;吕不韦被贬谪到蜀地,世上流传着《吕览》;韩非被囚禁在秦国,创作了《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都是圣人贤士抒发愤懑而创作的。这些人都是心中有所郁结,不能实现自己的理想,所以叙述过去的事情,思考未来的发展。”于是最终记述了从唐尧以来,到汉武帝猎获麒麟为止,从黄帝开始的历史。 我们汉朝继承了五帝的遗风,接续了三代的事业。周朝的王道衰废,秦朝废弃了古代的典籍,焚毁了《诗》《书》,所以明堂、石室、金匮、玉版等处的图书典籍散失错乱。在这时汉朝兴起,萧何编订法律,韩信申明军法,张苍制定历法和度量衡标准,叔孙通制定礼仪,于是文学之士逐渐进步,《诗》《书》不断地在各地出现。自从曹参推荐盖公,主张黄老学说,而贾谊、晁错通晓申不害、商鞅的法家学说,公孙弘因儒家学说而显贵,在这一百年之间,天下遗留的文献和古代的事迹没有不汇集到太史公这里的。太史公仍然父子相继,继承祖业。他说:“哎呀!我祖先曾经掌管这件事,在唐尧、虞舜时代就很显扬,一直到周朝,又掌管这件事,所以司马氏世代主管天文。到了我这里,要恭敬地思考啊!要恭敬地思考啊!”广泛搜集天下散失的旧闻,考察帝王兴起的事迹,从开始到结束进行探究,看到兴盛和衰亡,根据事实进行论述和考证,简略地推究夏、商、周三代,详细地记录秦朝、汉朝的历史,上记轩辕,下到当今,撰写了十二本纪,已经按类别条理清楚了。同一时代的事件分别列在不同的地方,年代的先后不一致,编写了十表。律历的改变,兵权的兴废,山川的祭祀,以及天地人之间的关系,承受时势的变化,创作了八书。二十八星宿环绕着北极星,三十根车辐共同支撑一个车毂,运行无穷,辅佐帝王的大臣与它们相配,忠诚守信地行道,来侍奉主上,创作了三十世家。扶持正义,豪爽洒脱,不让自己失去时机,在天下建立功名,创作了七十列传。总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称为《太史公书》。作序略,用来弥补遗漏,修正错误,成就一家之言,协调六经的不同解释,整理百家的杂乱言论,收藏在名山,副本留在京城,等待后世的圣人君子。第七十。 太史公说:我叙述从黄帝以来到太初年间的历史而结束,共一百三十篇。

注释

传说中的上古帝王名;古代官名;古代官名;继承;怜悯,哀怜;空,不实;捆绑犯人的绳索,借指监狱

赏析

这篇文章内容丰富,涵盖了司马氏家族的历史传承、作者对六家学说的评价、自己的著书经历以及对《春秋》等著作的看法等多个方面。 - 家族传承:文章详细叙述了司马氏家族的发展历程,展现了其家族在历史长河中的变迁。 - 六家学说评价:对阴阳、儒、墨、名、法、道六家学说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评价,既指出了各家学说的优点和局限性,又体现了作者对不同学术思想的包容和理解。 - 著书经历与志向:讲述了自己继承父志,撰写史书的决心和过程,以及在遭受挫折后,仍坚持不懈地完成著作的精神。同时,通过对《春秋》等著作的探讨,表达了作者对历史的重视和对治理天下的思考。 - 文学价值:文章语言简练,论述严谨,逻辑清晰,具有很高的史学和文学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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